我实在受不了她的沉默。在她无言的沉默中,我内心的平衡在一点一点地坍塌。
在一个夜晚,我推醒身边熟睡的丈夫,给他讲我姐姐的事情。开始他极不高兴,睡眼矇胧地嘟嚷着。慢慢地,他听进去了,专注起来,他跟着我走进了我姐姐的世界。
丈夫揽住我,说,想不到你还有个姐姐,难为你连我也瞒着。我说,我不是有意瞒你的,我以为我把她忘掉了,彻底地忘掉了。
丈夫说,怎么会呢?一母同胞的姐妹,怎么可能忘掉呢?只是你不愿想起她,更不愿提起她罢了。
我说,我想去济南看看她去。这么多年了,她一定很孤单,也一定很寂寞。
丈夫的手在我肩上用了把力,说,去吧,你应该去。
我给当了干部处处长的大哥打电话,在电话里,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:大哥,我姐的骨灰在哪里?
电话那头的大哥显然愣住了,电话里许久没有声音。好半天,他的声音才重新出现,他问我:你问这个丁什么?我说:我想看看她去。大哥问我:有这个必要吗?过了这么多年。我说:有这个必要,虽然过了这么多年。大哥停了会儿,很和气地跟我商量:小妹,我现在有事,我们能不能晚上谈?晚上你等我电话,好不好?我说:行,社我等你电话。放下电话,我用手支着额头想,大哥会跟我谈什么呢?我记起大哥对姐姐当初要寻找大爷的态度,同时也记起了他对姐姐当时说的那句话。
当时的大哥郑重其事地叫着姐姐的名字,有点暗示的味道。大哥说:于明,你要不信,你就找吧,你会找出麻烦的!
现在想来,大哥的预言异常的准确。我不知道,他是未卜先知,还是事先知道了什么。
与人打交道的大哥,尤其是与那些人精的干部们打交道,使大哥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。他总是能将一些别人看来不起眼的事情放得大大地看,而往往又能未卜先知地看出许多名堂来。他对我姐姐意味深长地劝导就是一个证明。可惜,我姐姐没有把这些意味深长的劝导当回事儿。
我不知道他在我今天的电话里又看出了些什么,嗅出了些什么,更不知道他将在晚上的电话里跟我谈些什么。我很担心他会再一次地未卜先知。我现在很害怕他的未卜先知。
大哥在晚上的长途电话里跟我谈了好长时间。此时当干部处长的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当干部干事的大哥了,年龄使他成熟了,职务使他有了尊严。
大哥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语重心长。大体意思是一于青,事情过去那么久了,再干些什么做些什么意义都不大。心灵的安宁不是一件两件事能做出来的。你不必为了一种安宁去打破另一种安宁。你要平息的这种不安其实是你早已习惯的了,而你可能会打破的这种安宁又是你已经习以为常的。因此,你要做的,很有可能会对你现在平静的生活构成威胁。
最后,大哥在电话里同样郑重其事地叫着我的名字,很认真地说:于青,我劝你不要去了,没有这个必要,完全没有。
那天晚上,大哥长达四十分钟的长途电话令我似懂非懂。他的那些很含糊又很糊口的句子让我这个文学编辑听起来都费事。怛我知道,他的话句句都对,起码从语法上讲没什么明显的毛病。
我很佩服我大哥他们这些搞干部工作的人。他们说起话来从来都是有的放矢,他们从不说些对牛弹琴的废话。他们知道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。比如,对我这所谓的文化人,他就说这些含糊又拗口的话,用一些很文化的词和句子暗示出他们想说的意思。同时,也使我们这些不知天髙地厚的人不能轻视或小看了他们。对那些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前途看好的干部们,他们又会把文化丢到一边去,说些很质朴的话,缩短或者拉近彼此的距离,让这些人以为他们是知音,是伯乐,最好以为他们是伯乐。
放下大哥的电话,我坐在那儿觉着有什么东西不对,想了半天,我突然抓起电话,拨通了大哥家的电话,等大哥的声音出现,我冲着话筒喊:大哥!说了半天,你还没告诉我姐姐的骨灰到底存在什么地方。
大哥在电话里很无奈地叹了口气,告诉了我。